随笔——生活的另外部分

大卫·格雷伯在《毫无意义的工作》中提出了“狗屁工作”（bullshit job）的概念：这是一份连从业者自己都无法说服其有价值的岗位，但雇佣条件却要求他必须假装它很重要。

现实中，技术进步并没有减少劳动，反而催生了大量无意义的岗位，以维持所有人必须上班的秩序。格雷伯将其称之为精神暴力：人被迫长期投入自己明知无价值的劳动，从而带来持续的自我怀疑、羞耻与空虚。

朋友重看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时，和我分享了他的感悟：故事的表层是安迪越狱，但阅历沉淀后再看，它讲述的也许是人生的困境。我们都像困在无形的“监狱”里，被其束缚。就像布鲁克斯·海特伦的悲剧印证了那句话： “一开始你恨它，然后你习惯它；最后你离不开它，这就是体制化。”片名里的“救赎”，也可以理解为自我救赎——不要遗忘自己本是一个不受束缚的个体，试着像安迪一样，去突破体制的规则与桎梏。

这让我想起了胡安焉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里写到的“生活的另外部分”： “我尝试揣摩他们的生活——和我一样，他们大多不会定居在北京，北漂的日子是暂时的，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那么他们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？……是什么在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们，令他们甘愿为之付出？或许这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答案。假如说，工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，是我们个人意愿的让渡，那么与此相对的生活的另外部分，就是那些忠于我们意愿的、我们想做的事情和追求——无论其内容为何，我在这里暂且先称之为自由吧。……所谓的自由，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，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。……自由，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，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。”

当我的意识走到这里，试着找寻属于自己的“生活的另外部分”时，思绪却陷入了停滞。我找不到答案，也不清楚要如何去追寻它。潜意识里，我根深蒂固地认定：唯有工作才能生存，必须不停工作换取报酬。我被一套既定的叙事所引导：生活、娱乐、消费、养育……所有一切，都有约定俗成的实现路径。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，个人自我实现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工作。

我们都听过类似的话：工作本是生产的手段，而不是人生的目的。我仍然看不透。我依旧身处这座肖申克监狱，并且好像，离不开它。